北京的外国人坟地，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的传教士坟地。封建的中国，对西方人总持有相当的偏见，一是觉得他们很怪，二是以为他们的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国，并因此而产生贬低西方人的观点。但对于西方人来说，遥远的中国是一块既富有又神秘的大帝国，他们总是怀着不可抑制的探险和发财的欲望试图进入中华帝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马可·波罗应该是最成功的一个先例，他在狱中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无比兴趣，于是西方人开始成群结队地进入中国。

最早进入中国这块土地的恐怕还得算那些为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公元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在几经周折之后，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北京，这个意大利传教士就是利玛窦（ Matteo ricci），他出生于1552年，19岁时入圣安德修道院学习神学，精通天文、地理，知识丰富。30岁那年他来到澳门开始学习汉语，并得到中国官员们的赏识。他在见过明神宗皇帝之后，获得了在北京居住的权利。在北京居住的几年时间里，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要》等西方的重要科学著作。可惜在他58岁那年（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的5月11日，病死在北京。

其时死在中国的传教士都葬在澳门，但利玛窦生前就有葬在北京的愿望。于是在另一位耶稣会士庞迪我（ Didace de Pantoja）的要求下，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可葬在北京。庞迪我选定阜成门外偏北一公里许“仁恩寺”的地方，此地俗称“滕公栅栏”。葬地选定后，即由教士们将原来的庙宇加以改造，建起了一个圣堂。1611年4月22日，利玛窦的遗体被24人抬着迁往新墓地，那口上等棺材还是他的生前好友李之藻为他定做的。他的灵柩先停在圣堂的祭台上，等待新继任的耶稣会中国教区的总负责人龙华民来北京。

5月3日，龙华民来京，他先对这块得来不易的葬地作了一番设计，一个圆顶六角底座的小亭（名为丧礼教堂）、两道半圆形的墙和一个砖砌的墓穴。11月1日，天主教的“诸圣节”，在那个丧礼教堂里举行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西方人的葬礼；教士们手持蜡烛，燃着乳香，在风琴的伴奏下举行这一天的弥撒；神父们站在利玛窦的棺材前朗诵《死者祭文）；做葬礼弥撒；致悼词；教士们在哭声中抬起利玛窦的棺材缓缓走向墓地。据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也在其中送灵。于是这块名叫“滕公栅栏”的地方因为葬了第一个西方人而闻名于世。十多年后，一名叫邓玉函（ Joannes Terren，死于1630年）的耶稣会士葬在利玛窦墓的左侧。后来葬在这里的还有罗雅谷（ Graco-mo Rho）和龙华民（ Nikolaus Longobardi），龙以95岁高龄死于1654年，即清顺治十一年，他的葬礼有顺治帝的银两赏赐而搞得特别隆重。

参预编纂《崇祯历书》的日尔曼籍耶稣会士汤若望（ JohannAdam Schallvon Bell），在历经明王朝的失败之后，也得到大清帝国的恩准，继续在北京居住，他的历书被颁行天下，并做了钦天监的监正。他生前得到顺治皇帝的信赖，先后赏他“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荣誉。1654年，在他的请求下，顺治帝将利玛窦墓旁的一块地赏给他，作为他的葬地，但在康熙初年被收回，不久也含怨死去。

等到康熙亲政以后，康熙帝又将这块地给他，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康熙亲撰碑文；“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遽尔去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汤若望的墓地采完全中国化建筑，墓地起丘，墓长一丈余，宽六尺余，以方石砌成。石碑以大理石制成，高一丈二尺，上刻皇帝谕旨和汤若望的姓名、年岁、官衔、爵秩等。碑前有供桌一面，供祭品，再前有香炉一座、灯烛对、供瓶一对，俱在六尺以上；另有石马、石羊、石人各二，墓地入口处悬挂满汉文书写的钦赐匾额。所有设施均为当朝大臣的品极。而且，据说康熙帝和他的祖母亲自参加了汤的葬礼。滕公栅栏的传教士墓地也因汤若望的葬入而扩大了几乎一倍。

康熙帝在位时，还办理过另一个传教士的丧礼，这个传教土就是比利时籍的耶稣会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南怀仁主持钦天监期间，撰成了三十三卷的《永年历法》，还依照西洋方法铸炮，并常常为皇上传授科学知识，深得皇上器重，因此而升任工部侍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5月19日，南怀仁病死，康熙赏700两银为他建坟，谥号“勤敏”，亲撰碑文；“尔南怀仁，秉心质朴，肆业淹通。远泛海以输忱，久服官而宣力…可谓莅事惟精，奉职弗懈者矣。遽闻溘逝，深切悼伤，追念成劳，易名勤敏。”

安葬那天，可以说是传教士在北京最隆重的次丧礼；皇上派佟国舅和朝员五人执绋，大小执事整整延伸宣武门、阜成门两条大街，最醒目的是高达三丈的大红金字铭旌，上面大书南怀仁官衔、姓名。有教徒分两列次第而行。居中一彩绸饰就的十字圣架，后有圣母圣像一座，总领天神圣像亭一座，御亭一座，内置上谕，以黄缎书成。其后为灵柩，柩上架一绣龙彩棺罩，有杠夫六十四人抬行。到墓地后，修士们穿白衣，依圣礼祝诵祷告，下葬。碑为汉白玉螭首龟座碑一座。

在利玛窦墓前安葬的传教士还有葡萄牙籍的郭天爵（FranCIScO）、法国籍的瞿敬臣（ Charles dolce）、南光国（ Louis de pernon）、樊继训（ Pierre Fropper ie）、习圣学（ Charles de broissia）和比利时籍的安多（ Antoine Thomas）等，葬在汤若望墓前的有徐日升（P. Thomas）、日尔曼籍的庞嘉宾（ Gaspar Kastner）等等。利玛窦和汤若望墓地本有一矮墙隔离，后来两处墓地葬入传教士越来越多，遂将墙拆去，变为一条甬道。从康熙皇帝开始，在中国的传教士内部爆发了一场礼仪之争，矛盾的中心在于中国教民是否可以参加中国传统的祭祖仪式。并因此引发了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的相互对抗。康熙皇帝为此大怒，下令除了尊重中国传统习俗的传统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外，其它传教士不得在中国传教。传教士墓地也少有人葬人。直到1746年，才有德里格葬在利玛窦墓的路南。1773年，罗马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北京的各天主教堂及教会的宅院、茔地、田园等交给遣使会接管。滕公栅栏这块传教士墓地交给了俄国道院管理，此后安葬的外国传教士有毕学源、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福文高和参与绘制中国地图的山遥瞻、汤尚贤，绘画大师郎世宁等等。

随后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和中国政府日益腐朽没落，外国传教士也各怀鬼胎进入中国土地，滕公栅栏这片墓地也日益发达，这里不仅修起了育婴堂、医院、神父住宅、教会学校，而且昔日那一片墓地成了其中的一小块，称为葡萄牙墓地，而在它的前面有一大块欧洲人墓地。这时候，葡萄牙墓地共葬有包括几名中国司铎在内的88名传教士。在1900年义和团的反洋教风潮中，这些传教士墓地在劫难逃，传教士墓地损坏较大。在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第四款中写到；大清国国家允定，在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由各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

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其建碑之坟茔，英国一处，法国五处，俄国处。”滕公栅栏墓地划给了法国。为此中国政府出银一万两重修了墓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索智能等六人的墓碑被单独立起来，其余77座碑被嵌入新建的教堂外墙上。几名神父将附近被杀的中外教民的尸体葬在一处，上面建一六角坟丘，丘上建六角小亭，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肉丘坟”。在“涤垢雪侮”的石碑上写下了西方列强的“丰功伟绩”；“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滕公栅栏入葬的外国传教士也越来越多。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滕公栅栏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954年建立北京市委党校，对于传教士坟地，有关方面特请示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据党校老同志回忆，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决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的耶稣会士的墓地仍予以保留，龙华民、索智能等三人的墓碑移入教堂后院，其它墓则迁入西北旺的外侨公墓，共迁走坟墓837座。利玛窦等三人留存原地的墓，一直作为文物来保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能幸免，1966年8月，来自建工学校的红卫兵勒令北京市委党校在三天内将外国人坟墓拆除。

当时有同志建议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深埋保护。三天后，红卫兵来党校检查发现墓碑还没有拆除，立时大怒，党校工作人员即对红卫兵说就等你们来，咱们一块儿拆，咱们挖个坑，把碑埋起来，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行不行?”红卫兵对这一革命行动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在原来墓碑的地方挖了三个一米多深的坑，将碑拉倒，埋了起来，整整干了一天。这样，利玛窦等三人的墓碑才得已保存。直到1984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下，北京市民政局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地在原处复原。市委党校不惜重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

这样这里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清传教士墓地”到现在共保留了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来自葡萄牙的14人，来自意大利的10人，来自德国的9人，来自捷克及斯洛伐克的3人，来自比利时的2人，来自南斯拉夫的1人，还有一人不明国籍，另有14人为中国籍教士二、其他外国人坟地及外侨公墓自中国与西方列强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涌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在北京的外国人坟地也逐渐建立并迅速增加。

这些外国人坟地大多隶属于各国使馆或租界。直到全国解放以后，这些墓地仍然存在。1952年，在大规模迁出北京城内坟墓时，为迁出西什库后面的法国人坟地，8月，北京市民政局向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请示在东郊朝阳区十里居村征地20国，设立法国人坟地。经都市委员会批准，即在此设立外侨公墓（又称七棵树公墓），建有四间办公用房和宿舍。1957年4月又征地5亩修建道路。公墓分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四区。到1975年共埋1359人，其中迁坟入葬的1330人，新入葬的19人，分属71个国籍。

1954年，为筹建北京市委党校，决定将阜成门外马尾沟的外国传教士墓地迁出。同年，在海淀区西北旺乡征地20亩，建立西北旺外侨公墓，迁到此地的外国传教士（包括部分中国籍教士）坟共837座。

1966年9月1-3日，红卫兵冲击七棵树公墓，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口号，将99%的坟墓平毁或破坏。事后，一些国家驻华使馆提出抗议，外交部会同市民政局，根据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的“八国联军坟墓应平毁，外国友人坟墓应有条件的保留”指示精神，修复了国际友人、驻华使馆人员及亲属坟墓71座。1966年9月20日，外交部发出《关于红卫兵平毁北京七棵树外侨公墓的通报》，对此次事件作了报道。

但当时外侨公墓管理部门没有看到这个通报，于1971年将七棵树公墓交北京市法院作副食基地，并于1972年撤出专职管理人员，此后该墓地基本无人管理。至1973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对该公墓作了调查；1966年恢复的71座墓只剩下58座，少了13座，而实有外国人坟墓78座（1966年后陆续葬入15座，从俄国坟地迁入5座），整个墓区破坏严重，墓碑移动，杂乱堆放，有的墓碑上镶嵌的铜像被挖走，一些墓碑被附近农民抬去作路桥和井台，整个墓区种满了庄稼。一些驻华使馆人员前往扫墓时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对此，市民政局请示批准恢复专职管理人员，并对幸存下来的坟墓（有坟有碑的26座，有坟无碑的14座，找不到坟位的34座）予以管理，对平掉的坟头予以彻底清除，留出坟地，接受安葬业务。同时规定，在京外国人死亡，除少数因宗教习惯实行土葬外，一般按我国现行做法实行火葬。除个别知名人士经中央批示办理外，不论土葬或火葬，一律埋存在外侨公墓。其时将水定门外大红门的朝鲜人坟墓一座迁到了外侨公墓。

1973年，市民政局对整个北京的外国人坟地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当时北京的外国人坟地情况如下；

（1）永定门外大红门朝鲜人公墓。此地曾埋过很多朝鲜人，农业合作化后，大部分坟墓被平掉，只剩下两座，一座迁回本国，一座迁到七棵树外侨公墓。

（2）福田公墓；1964年埋入阿尔巴利亚人8座，1973年将坟墓迁回本国7座。

（3）海淀区大钟寺村外国教会坟地，后被平掉。（4）西什库教堂北堂一小教堂内有外国传教士樊国良坟地，保存完好。

（5）西北旺公墓；埋有外国人170余人，主要是从马尾沟和西什库北京四中处迁来，以传教士为最多，也有修女和驻华使馆人员及其亲属。该公墓后受北京三十二中红卫兵的冲击。八宝山革命公墓；有外国友人11人和6个骨灰盒，保存完好北京大学斯诺墓保存完好。

（8）酉郊北京市委党校内有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墓，均被平毁（现已修复）。

（9）安定门外俄国人坟地。解放后为修建青年湖公园，迁出5座到外侨公墓，其余全被平毁。

七棵树外侨公墓于1985年划归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管理至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外国友人坟墓至今保存完好，斯诺墓仍座落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而原北京市委党校的“明清传教士墓地”已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