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载了今敦煌一带居民死后火焚的各种仪式：中加有的学人死之后，家属必须请阴阳先生选定焚尸的日期即所谓“吉日”，日期未到，尸体则停放于家，有的甚至要停放六个月之久。尸体用色彩斑斓的布帛裹覆，放在棺材之中。棺材要做得非常严密，不留缝隙，表面施有各种彩绘，棺内放很多樟脑香料，以除尸臭。停丧期间，每日必陈饮食于枢前桌上，供死者之魂“享用”。

安葬死者是丧葬活动的重要环节。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由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千姿百态。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安葬死者的方式多种多样。古代葬式除最为常见的土葬外，比较流行的还有火葬、水葬、树葬、天葬、悬棺葬、瓮棺葬、屈肢葬、二次葬、割体葬等等。殡仪馆遗体火化服务电话，火葬场火化遗体服务电话，祝国寺望山陵园。

我国历史上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实行过火葬。这种葬俗的流行地区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对社会影响之大，仅次于土葬。火葬在我国出现得很早，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1945年发掘位于甘肃临洲寺洼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在一座墓葬的陶罐中盛有火化后的骨灰，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火葬实例。先秦诸子中已有关于火葬的记载，《墨子·节葬下》云“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义渠属古代西羌族的一支，地近秦国，当时主要活动在今甘肃庆阳一带。《昌氏春秋·义赏》云：”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意思是说他们被其他部族俘获以后，并不惧怕捆缚囚禁之苦，只是担心死后不能得到火化。可知火葬是该民族最理想的安葬方式。上述材料说明，火葬的习俗至迟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当时采用火葬的主要是西北地区的羌、氐等少数民族。

汉、唐时期，火葬的流行地域逐渐扩大，但仍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汉代汶山郡的冉號夷，“死则烧其尸”《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原属汉代日南郡象林县的南朝林邑国，“死者焚之中每，谓之火葬”《南史夷貊上》）。唐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首领颜利可汗被唐将俘获，数年后死于长安，“从其礼俗，焚尸于灞水之东”《旧唐书·突厥上》）。大唐代以前的史籍中没有关于汉族实行火葬的记载，这里仅可举出一条埋藏在地下的文物资料，1928年出土的《汉五风石函记》有如下文字：

出汉五凤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校尉卜伊讨北海，四十战，卒上谷，火葬家焉。“五凤”是汉宣帝的年号，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汉族火葬的历史虽可追至西汉时期，但直到唐代，这种葬俗尚未被汉人普遍接受。

大约在五代时期，火葬在汉族中逐渐流行开来。《新五代史·晋高祖皇后李氏传》记载，后晋亡国后，晋出帝和部分皇室贵族被契丹人掠往建州，李太后临终前遗言出帝：“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帝从其言，“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同书《晋高祖安太妃传》记载，安太妃卒于自辽阳徙建州途中，临卒谓出帝曰：“当焚我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返中国也。”死后焚尸而葬。李太后和安太妃为后晋皇室的重要成员，她们死后都是火葬的，说明汉人实行火葬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现象。

电宋、元之际，火葬风靡各地，是古代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东都事略》记北宋初年葬俗：“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宋史·礼志》记南宋民间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燕而弃捐之。”《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记载，元代“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以柴薪之上，以火焚之。”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宋末元初来到中国，用将近20年的时间遍游全国，他在相当于今天的宁夏甘肃、河北、山东、湖北、四川、江苏、浙江等省区的许多地方，都亲看到了火葬的情况，并详细记载于《马可波罗行纪》之中。除文献记载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全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了大量的宋元时期的火葬墓，遍布南北各地。县当时民间火葬的具体过程，各地不尽相同。

《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载了今敦煌一带居民死后火焚的各种仪式：中加有的学人死之后，家属必须请阴阳先生选定焚尸的日期即所谓“吉日”，日期未到，尸体则停放于家，有的甚至要停放六个月之久。尸体用色彩斑斓的布帛裹覆，放在棺材之中。棺材要做得非常严密，不留缝隙，表面施有各种彩绘，棺内放很多樟脑香料，以除尸臭。停丧期间，每日必陈饮食于枢前桌上，供死者之魂“享用”。

焚尸前，死者的亲属在灵柩经过的途中建一术屋，裹以金锦绸绢，柩过木屋时，屋内的人呈献酒肉和其他食物于柩前，让死者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享受。到了焚尸的场所，将盛尸的棺柩同预先用纸扎作的人、马、骆驼、钱币等物一起放进烈火焚毁，认为这样死者就会在阴间得到奴婢、牲畜和钱财，火葬仪式至此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还记述了江南水乡杭州的火葬习俗：“人死焚其尸。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件乐器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荧尸之所，取纸制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杭州城居民的火葬仪式似乎比敦煌一带筒单。有些地方的火葬则更为简单草率，“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

城市居民焚尸的场所一般都在城外，而且通常在佛教寺院中。南宋海盐县城西五里，有专门焚烧尸体的“焚化院”（《闲窗括异志》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黄氏日钞》。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状》云凸人日润要骤题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不西南隅，可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网利。邪说谬见，久溺人心，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权棒碎析，以燔以炙，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在渊。

状文中详细描述了城外通济寺“化人亭”焚尸的情景。元代都市内严禁焚尸，必须到指定的离城较远的地方焚化，地点也多在寺院内。（《马可·波罗行纪》）有些城镇则在河边沙滩上焚尸，“衢人之俗，送死者皆火化于西溪沙州上”（《夷坚志》禁止在人口稠密的城内焚化死尸，当是从卫生的角度考虑的。对尸体焚化后所余骨灰的处理，有多种方式。很多火化场设有“澈骨池”，骨灰置于池中。《清波杂志》记宋代浙右风俗：尸体在寺院焚化后，僧人“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每逢节日，家人携带供品设祭于池边。有的将骨灰寄放在寺院，任僧徒处置，如河东一带“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蓁，取骨烬寄僧舍，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倦游录》。

有的将骨灰投于“清冷之渊”，抛撒到江河水流中去。也有的把骨灰收贮在陶罐、瓷瓮、木匣、瓦棺或石棺内，修筑墓室，起坟埋葬，火葬后而土葬。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的火葬墓，就属于这种情况。据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记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骨灰的处理又别具一格，或“葬其骨于山”，或“不收其骨”，弃之荒野。整所民间的火葬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如《水浒传》第二十六回“郓哥大闹授官厅武松斗杀西门庆”描写武大遭潘金莲毒害身死后被火化的情景：火家听了，自来武大家入殓。停丧安灵已罢，回报何九叔道：“他家娘子说道：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第三日早，众火家自来扛抬棺材，……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不叫举火烧化。……何九叔把纸钱烧了，就撺援面（烧化棺材。……棺木过了，杀火收拾骨殖，撒详细地记述了火化武大的全部过程，诸如入殓、停丧安灵、焚尸。处置骨灰等，与史籍中记载的火葬仪式大致相同。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系元末明初人，长期生活在社会基层，游历甚广，他们记述的风土民情多为其耳闻目睹，是了解当时民间火葬习俗的珍贵资料。探明、清时期，火葬的习俗仍在民间流行，边远地区尤甚，“死者皆火焚”的现象比比皆是。明代杂剧《刘盼春守志香囊怨》有辞云：“如今买了个棺材殓了他，众亲戚邻里都送出城去火焚了罢。”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清人黄汝成在集释《日知录》时描述了清代道光年间江南名城杭州火葬的情形：“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犹沿其俗，至为惨伤，而长官不为禁止，士大夫不知动色诫谕，习为故常。”

直到清代末年，河南开封一带还对天折的幼童实行火葬，“如二、三岁小孩因病殇亡，必焚其尸于野，使成灰随风而散，其意谓除其祸根，以保下胎之安宁也”《清稗类钞。丧祭类》。由于朝廷严加禁止，明、清时期的火葬已不如宋、元盛行，呈日渐衰微之势。以上简单回顾了我国古代火葬的历史，人们不禁要间，古人为什么要实行火葬？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火葬的流行与佛教的输入有直接关系。

佛教自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国以后，颇受封建统治者的厚爱，日渐昌盛，风靡一时，其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丧葬活动亦不例外。佛家是主张火葬的，即“戒火自焚”，佛门弟子死后一般都实行火葬，南朝慧皎《高僧传》就记载了许多中外名僧焚身火葬的情况。随着佛教在民间的流行，火葬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寰宇琐记》云：国建自瘠氏有火化之说，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美其名日“”。其问无赀营葬者半，惑于释氏之说者半。

其中明确谈到，很多火葬者是“惑于释氏之说”即受佛教影响的结果。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多次说明，他所见到的焚尸者全都是“偶像崇拜者”即信奉佛教的人。宋、元时期的火葬场多设在佛教寺院之中，由僧人操办荧尸事宜。考古中发现的火葬墓，棺盖和墓志上常常写有梵文经咒，有的墓碑上还刻有佛像，这些死者实行火葬，无疑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上述情况都说明，古代民间流行的火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习俗的影响。其次，实行火葬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宋史·礼志》云：“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清波杂志》亦云：“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

在地少人多的地区，采用火葬不失为节省土地的一种好办法。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近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丞相仲远的祖父、父亲之所以实行火葬，是因为家境贫寒、无资土葬所致。至于那些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既无钱财铺张丧事，亦无土地掩埋尺骨，只好火焚其尸、弃骨荒野。居住在城市里的破产商人、小手工业者和贫民阶层，也常常采用既简单又节省的火葬。据《梦梁录》记载，南宋杭州城内有些穷困潦倒者，“死无周身之具，妻儿罔措”，不用说土葬，就连最简单的火葬也无力置办，需要别人的资助。有行善积德的江商海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这些人实行火葬的动机并非“惑于释氏之说”？属于“无资营葬者。另外。一些远行在外的羁旅亡人和从军应役者，与家乡遥隔山水死后不便送归灵柩，也往往以火为葬，焚尸扬灰于异地他乡。中火葬虽在古代盛极一时，但其境遇不佳，历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有伤风化的“恶俗”而屡加禁止。

依汉族的传统观念，死者最理想的归宿是九泉黄壤，火葬“惨虐之极，无复人道”，是难以容忍的“焚如之刑”。在我国古代，一些生前恶贯满盈的“极恶”之人，死后往往被掘救剖棺，焚尸扬灰；有的为了发泄对某人的刻骨仇恨，也经常采取毁其祖坟焚其尸骨的极端方式。因此，唐代以前佛教虽早已传入，但其火葬的习俗却未被汉族所接受；只有边远少数民族和佛教僧徒实行火葬，普通汉人火葬者犹如风毛麟角。五代以后，亩于佛教文化的全面渗透、异族的大量内迁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等诸多因素，人们对火葬的抵触情绪逐渐减弱，火葬随之在民间盛行开来。但作为封建朝廷，则一直对火葬采取严加禁止的态度。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曾下诏禁止，《东都事略》载其诏曰：牌张章》，语（内的果三角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一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南宋时亦多次设禁，《宋史·礼志》载绍兴二十七年（1157）禁令：“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之。”

到了元代，朝廷仍禁火葬。特别强调要禁止汉人火葬，对军卒、客旅及少数民族则放宽限制。明王朝的态度更加严厉，除诏令天下外，还将禁绝火葬写进法律条文，《大明律》的礼律和刑律规定：焚毁尊长及他人尸体者，处斩刑、流刑或杖刑。用严刑峻法的手段保证禁令的实施。清政府不仅将明律中禁火葬的条款照搬到清律中来，而且还别出心裁地采取邻人地保互相监督制约的办法贯彻禁令。发现违禁者要“报官严拿，尽法惩治”；知情不举者与违禁者“体治罪”。三为了杜绝火粼，历代封建朝延除严令禁止外，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针对很多人实行火葬是因家贫无葬地所致的实际情况，官府常常出面安排葬地。《宋史·礼志》记载，北宋元祐年间，韩琦镇守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3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户部侍郎荣薿建议：“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被朝廷采纳，下诏颁行。

元代规定：：“其贫民无地葬者，则于官荒地内埋了；无人收葬者，官为埋瘗”（《元典章》卷三十）。明朝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谕令礼部：“其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埋葬。或官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由国家出资为贫穷者和无主之尸设置的葬地，古代称之为“漏泽园”或“义冢类似于后来的公墓。

于佛教文化的根深蒂固，加之没落的封建制度不断地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赤贫，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屡颁禁绝火葬的诏令，甚至动用法律武器，并大发慈悲地开设了漏泽园，但圣上旨意和严刑峻法仍难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杯水车薪的漏洋园也不能使所有的赤贫者都沐浴到“浩荡皇恩”。因此，民间的火葬之俗禁而不止，革而不除，盛行于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