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死看成是另一个冥冥世界的开始，人死不过像迁居一样，从人间搬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衣食住行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必需品，并希望用奢华的陪葬品使自己在幽冥世界里过上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倡重伦理的孝道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丧葬上是厚葬。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看，厚葬是我国古代丧葬的主流，尤其是帝王贵族们，更是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为自己修建奢华的陵墓。自从有了厚葬，盗墓现象便随之而生。
 

中国的盗墓者形形色色，从帝王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他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理盗掘坟墓。《吕氏春秋·安死上说:“掘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可见是为了发财而进行盗墓，战国时期这种风气就很猖獗。据《西京杂记〉记载，广川王刘去疾是个盗墓好手，他曾挖掘周幽王陵:“其高壮，羨门既开，皆石垩，拔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里的大小坟墓被发殆尽，其中色，不异生人包括晋灵公、魏王属国襄王墓。(《晋书·石季尤载记〉中记载后赵的国君石虎，“曩魏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疯狂盗掘历代帝王陵中的财宝。北宋灭亡后，刘豫被金人立为儿皇帝为了搜刮财宝，大量挖掘开封、洛阳一带的坟墓;北宋历代皇帝的陵墓被盗，金银财宝全都被掠为己有。在这些王侯们的影响下，平民百姓也开始掘墓，逐渐成为盗掘墓葬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盗掘古墓，盗墓之前根据自己的经验，研究盗墓工具，通过土层和墓道对墓葬的年代进行断定，判断有无钱财后，进行发掘。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盗墓团伙，由当地一些财主豪强出面阻组织，少则十多人，多则几百人。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盗墓，有人销赃，掘出财宝，多数归财主，少数归掘墓者。这股掘墓之风，在明代发展到有坟必掘的地步。据记载，明正德年间，吴地盗掘之风目盛，刚刚埋葬的新坟，如果家人守护不善，两三日内即被盗。保留到今天历代的中小型墓葬，几乎都被盗墓团伙盗掘过。
 

有人掘墓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复仇。因为人们相信坟墓是灵魂安息之所，生死轮回的必经之途，所以中国人最怕别人挖他的坟墓，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就有人挖坟，用来做为报复的手段。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因废太子一事，遭大臣伍奢的反对，平王因此诱杀了伍奢和他的大儿子伍肖。小儿伍子胥逃到吴国，为了报仇，他帮助阖闾夺取了王位，被封为大夫，公元前506年吴破楚，此时平王已死，无法报仇。伍子胥痛心疾首，请求吴王阖批准后，将楚平王的尸体掘出，鞭打至肉烂骨折，斩断其首，弃之荒野，才泄了他心中之恨。

战胜国要对战败国的陵墓进行盗毁，以解心头之恨。公元前296年赵、齐、燕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对中山国的宗庙陵墓进行了公开盗毁。1934年在河北平山县对30座中山国墓葬，进行发掘工作，出土了不少文物，但中山王陵的主墓室被毁，仅留下一幅陵墓设计图“兆域图”，证明当时三国联军确实对中山王陵进行了毁坏，只留下了一幅无用的陵墓设计图。秦末项羽的叔叔被秦军射杀，所以项羽进入咸阳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挖秦始皇的陵墓，杀死所有的墓工和守陵人，为叔叔报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掘开坟墓使人无葬身之地，是当时中国人最高级别的报复方式。
 

风水观念也是影响盗墓的重要原因，墓地风水的好坏同吉、凶、荣、辱、贵、贱相联。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就开始为自己选择墓地，最后认为钟山的风水最佳，当时钟山的坟地漫山遍野，为了和人争风水，朱元璋下令挖掉这些坟墓，最后终于独占了这块风水宝地。两军交战胜利了，归功于祖坟的风水好，所以想方设法去挖掉对方的坟墓，使其失去祖宗的保佑，自己才能节节得胜。在明代，女真人的后代建立了“后金”政权，明军屡次战败，认为是金人的“王气太盛”。明熹宗于天启二年三月，下旨挖掘大房山金陵毁掉了金人的“龙脉”，认为这样可以灭“金为”的王气可见风水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是如何的重要，因争夺风水盗掘坟墓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
 

我国的历史悠久，社会生活复杂，盗墓和挖墓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动机很简单，仅仅为了一本名书、一幅名画、张秘方、长生不老之药而掘人坟墓。有厚葬，必有盗墓;有盗墓，必然有反盗墓的措施。中国历史上盗墓和防盗的较量一直未停止过，历代帝王为防盗慕都制定了严用醋法。汉的法律中，就已经有了处置盗墓者的规定，(淮南子·汜论训):“天下(悬)官法曰:发墓者诛”。可见当时挖掘坟墓与杀人同罪。〈三曰辅旧事〉记载“有人盗柏者弃市”。可以看出汉代法律中对盗墓者处罚之严厉，盗伐帝王陵中一棵树都要在闹市中斩首，陈尸于众，警示世人。然而严酷的刑法，毕竟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一到社会动乱，这些法律就成了废纸一张，大小墓葬被挖掘一空。于是统治者们开始标榜薄葬，西汉被封于彭城的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墓前，树有一碑，“第百上石，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椁，不布瓦鼎盛器，今群臣已葬，去服毋今玉器。后也贤大夫幸视此书，(目)此世心者，悲之”。大意是:后世的贤大夫们，我虽然是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发誓，墓中设有值钱的服饰，没有陪葬金宝玉器，当你们有幸看到这刻铭时，你心里一定会为我悲伤。所以，你们就没有必要再动我的墓穴了。但此墓还是被“贤大夫”们盗过多次。所幸的是令天在发掘时墓内还出土了玉器、陶器、车马器、龟钮银印、铜予、朱雀等大批文物。这些统治者们之所以标榜薄葬，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只是为了能在地下永享太平。更有甚者在墓碑上写着警示的文字来阻止盗墓者。嘉庆《塘城县志〉载双槐冢在秦家庄西，二冢相去半里，上各有槐，故名。墓上有“有损其枝叶者举家有殃!”警示文字。这些警示的文字在迷信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很有震慑力。

清代乾隆想在颐和园一带修筑王陵，挖到一古墓，乾隆命令打开石门，只见上面有一行字:“你不动我，我不动你。”乾隆看后大吃一惊，汗珠直流，急令将墓封好，原来这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之墓，她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上面写的字是用来示警盗墓之人的，没想到连乾隆皇帝也被她震住了。虽然历史上这种示警方法被广泛的使用，但也挡不住胆大妄为的盗墓之徒，古人们不得不对墓葬进行加固，在墓中设下戒了种种机关，以射杀瓷墓者。秦始皇在修筑陵墓时“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者辄之”“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尤当家，冢中生风飞沙射入不得近，遂止”。这些机关增加了掘墓的危险性和困难度，想以此来阻止盗掘，遗憾的是这些充满机关的坟墓，还是一个个的被盗掘了。那些贵族们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盗墓，只有使人不知墓葬在何处，而无法掘墓，但要想使人不知道就先要杀死墓工。《史记·秦始皇本记)里记载:“葬即己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实际上在战国时期便有坑杀墓工现象，以后历代相承。还有的人死后不知葬于何处，成为历史遗案，《太平御览〉卷五十载:“关将吕岱镇广州，遗掘尉佗冢，费损无获，佗虽僭侈，然慎其终身，乃令今后不知其处”。传说诸葛亮死后采取的就是秘葬的方式，他在五丈原一病不起后，便给刘禅写了一封遗书，让四个士兵拾着他的灵柩向南走，杠断绳烂之处，便是他所葬之地。刘禅按照诸葛亮的遗言去做了，四个士兵实在抬得走不动了，也未见杠和绳子有断的迹象，便偷偷的把尸体埋了，回去复命，刘禅一想不对，两天怎么会绳杠都断了呢?严刑审问后，很快便供出了欺君之罪，被杀，从此以后就没有人知道诸葛亮究竞葬在何方了。
 

历史上盗墓活动的猖獗迫使帝王在陵寝制度上有所调整和防范。在厚葬之风的刺激下，汉代的盗墓之风日盛一日。汉武帝刚刚死去四年，可谓尸骨未寒，当时市场上已有了茂陵地宫出土的随葬品玉箱、玉杖出售了。东汉末期没有一座王陵逃出盗墓者之手。由于盗墓成风以及军阀混战，封建割剧，政权更替频繁，使得陵墓的厚葬制度发生急剧变化。〈三国魏书·文帝记〉记载，魏文帝曹丕曾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代诸侯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镂、骸骨并尽，是焚之如刑也岂不痛哉”。由此曹丕取消了上陵礼，他的陵如平民的坟墓，不选择地形，不作墓饰。他的父亲曹操的陵是依山为陵，陵上没有任何痕迹，即不建寝殿，也不作园邑、神道，历代盛传曹操设有七十二疑冢，证明曹操确实没有规模浩大的陵墓。看来曹氏父子根据当时混乱的情况，确实没有修建巨大的陵墓，采取的是极为秘密的葬礼，陵墓不为人所知。从此，我国的厚葬之风进入了低潮，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这种低潮才有所改变。随着大唐帝国的强盛，江山的稳固，厚葬之风又一次兴起，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十八陵。昭陵的地宫像人间一样，富丽堂皇，整个陵园周围共60公里，面积30万田，墓中的珍宝，难以计数，王羨之的《兰亭集序〉也在其中。唐以后，两宋也都有规模庞大的皇家陵园，明代皇帝修筑了气势雄伟的十三陵，大清王朝也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东陵和西陵，这些装满财宝的坟墓，自然引起了盗墓者的关注，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盗掘关中的唐十八陵。北宋、南宋的皇陵，先后被金军、元兵盗掘践踏成平地。清代的圣主乾隆自然也没有逃出盗墓者的眼睛，他们把乾隆和几位后妃的尸体撕夺成碎块，财宝洗劫一空。虽然历代帝王也都采取了不少防范策略、措施，也还是防不胜防，给盗墓者留下了不可乘之机，除了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未被盗挖过外，大都未能幸免被盗的噩运。
 

盗墓的丑剧在中国史不绝书，为了“世世乘车吃肉”，不断的去挖墓盗宝，又有多少人为了自己不灭的灵魂能在地下安眠，生前就冥思苦想，以免死无葬身之地。庆幸的是，今天随着人们的灵魂观念转变，人们大都不会再去为自己修筑奢华的坟墓。令人担心的是，古墓还大量存在，仍有被盗掘的危险，我们要保护好它，并进行科学的发掘，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